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葡萄酒文化

　　唐朝最高统治者对葡萄酒钟爱有加，推动有力，促使从都城绵延大江南北无不广植葡萄。随着西域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艺的传入，胡人胡肆遍及长安，民间酒家随处可见。享用葡萄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文人志士乃至寻常百姓也都有幸品尝。从王公贵族到文人墨客，从贵族女性到酒肆胡姬，以及各类诗人艺术家都是聚饮宴乐的主力军，而其中怎能少得了美好的葡萄酒呢？就这样，在酒精微醺的世界里创造出了盛唐热情洋溢的诗酒文化。唐朝丝绸之路上葡萄酒文化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见证了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折射了中华民族热情自信而又兼容并包的中和精神。

　　葡萄的保健益身功效早就被历代帝王所关注，早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葡萄味甘性平，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可做酒，生山谷。”

　　在唐代，驻颜有术的武则天也钟爱葡萄酒。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出游作 《游九龙潭》诗曰：“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可见女皇帝除了钟爱“多籽丽人”的石榴外，也经常斟饮产自西凉的名贵葡萄酒以美容养颜。据 《唐本草》 载，葡萄酒具有“暖腰肾、驻颜色、耐寒”的功效，武则天终年八十二岁，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除了帝王贵族女性饮用葡萄酒之风的流行，随着葡萄酒技艺成熟和产量的增加，唐代民间酒家酒局中也颇见女性形象。王绩（585—644），初唐诗人，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高情胜气，独步当时”（辛元房《唐才子传·王绩》），时称“斗酒学士”。王绩《过酒家》五首之二、三云：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

　　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

　　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

　　嗜酒如命的斗酒学士看来经常光顾胡姬当垆的葡萄酒酒家，可诗人经济拮据难免赊账，日积月累力所难及，债台高筑的他却又抵挡不住葡萄美酒的诱惑，再“高情胜气”也难免愧对酒家胡女了。

　　《全唐诗》卷七一一贺朝《赠酒店胡姬》曰：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

　　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

　　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

　　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欢聚宴饮，男女杂坐，歌舞相伴，美酒酣畅，唐朝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由富足，精神娱乐的乐观与自信，从女性饮酒之风中可见一斑。

　　唐朝以前，中原地区的葡萄酒主要依赖于丝绸之路的往来输入贸易，且葡萄酒消费仅是王室贵族专享的奢侈品。唐朝以后，随着疆域扩大，使得源自西域的葡萄酒开始大规模的输入内地，同时随着多民族的深入往来，熟悉葡萄酒酿造技艺的胡人胡肆入住内地。当时长安西市及城东曲江一代有许多胡人开的酒肆，多以葡萄酒闻名，且有貌美如花的胡姬侍酒，不难想象，唐朝经常歌咏葡萄酒的诗人们如王绩、王翰、李白、白居易等是出入胡姬酒家的常客。满腹文章的文人骚客们，蒲饮陶陶然也！这是在葡萄酒的微醺下，诗人们诗兴大发，情性尽情舒展，开启了唐代令人不能不为之陶醉的“诗酒文化”。

　　除了文学领域，葡萄酒文化还进一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审美生活，从唐朝女性的酒晕妆到日用海兽葡萄铜镜的流行，乃至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大量多彩葡萄纹装饰的藻井，都说明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生活中。一如爱德华·谢费在《唐代的外来文明》 中写道：“在几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彩色锦缎上使用；而在唐镜背面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的’ 葡萄纹样式，则更是为世人所熟知。”

　　在莫高窟初唐209窟的葡萄石榴藤曼藻井在莫高窟初唐209窟的葡萄石榴藤曼藻井、初唐329窟的葡萄莲花边饰等中，到处可见葡萄枝蔓缠绕、硕果累累的美丽图案，寄托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生产丰收、人丁兴旺等的美好愿望。

　　文学作品中葡萄酒美好的诗词歌咏伴随的是葡萄酒在社会阶层中的普及，同样的，葡萄这一风物也逐渐成为流行时尚，优美又实用的海兽葡萄铜镜成为贵族女子闺阁梳妆必备，敦煌建筑艺术装饰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的葡萄纹饰，从皇室官员到民间百态，葡萄和葡萄酒文化已然走进社会文化生活，逐渐融入到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生活，也开始融入到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之中。

　　然而，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动荡，唐后期酒业的逐渐没落也影响到葡萄酒的发展。葡萄酒的下一个黄金时期就得等到地域更加广大、酿酒技艺更加成熟的元朝了。

　　综上，唐代便利的交通保障了西域的高品质葡萄酒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中原地区葡萄的广泛种植为当地的自产自酿提供了便利条件，酒户酒家甚至胡人胡肆在都城以及各大城市的广泛出现，自由宽松的饮酒之风，女性群体的加入以及诗人艺术家们都争相以葡萄酒为歌咏表现对象，因此形成了唐朝灿烂的诗酒文化和伟大的艺术作品。